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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金融十六条”在行动 银行业支持房企授信金额已超5.4万亿元******

　　记者 杨 洁

　　2022年11月份以来，“金融十六条”的推出以及三支箭的加速落地，都得到了市场的迅速响应，多家银行同房企签署了意向性授信协议。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1月9日，至少已有105家银行向188家房地产企业提供意向性授信，总额度约54629.33亿元。

　　近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特别强调，要落实“金融十六条”措施和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负债表。

　　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是近段时间多项重要会议一再强调的任务。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银保监会官网显示，2022年12月份，郭树清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要求“满足房地产市场合理融资需求，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负债表”被多次提及，体现出了稳地产的决心。其中，政策所惠及的主体是“优质头部房企”，意味着政策是有选择性的，保护稳健经营的企业，淘汰无序扩张的企业，促进形成良性的房地产市场。

　　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雒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通过对优质房企释放流动性，不仅有助于帮助头部企业度过危机，也能通过头部房企的改善引导市场预期。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主导，银行信贷是各类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对房地产企业而言，开发贷是进行地产施工和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房企信贷融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记者了解到，由于当前大多为协议授信，具体授信情况还需要商业银行与房企根据情况进一步落实。雒佑表示，“在信贷投放方面，当前要集中解决和防范化解停工衍生的相关风险，帮助地产开发商摆脱资金困境，保证房地产行业‘活起来’，达到‘保项目+保优质主体’的目的。此外，在因城施策背景下，后续在项目及主体上配合政府及地方继续提供更多的金融和信贷支持，比如提高对房地产商信贷敞口的容忍度，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

　　在明明看来，后续银行在投放信贷前应对企业的财务、经营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降低违约风险。同时，银行也应该对信贷资金的使用进行约束，结合房企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确保资金流向最紧缺的薄弱环节以及重点项目，防止资金滥用。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表示，2022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新增贷款占各项新增贷款比例仅为4.7%，而2021年同期是18.1%，房地产新增贷款增速明显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水平。2023年，金融机构继续落实“金融十六条”，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随着银行授信的落地，房地产贷款投放将明显提速。此外，优质头部房企在发债及股权融资等方面，也将继续得到支持。

　　明明预计，今年个人住房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都将比2022年小幅扩张。个人住房贷款方面，一是商品房销售增速将在2023年逐步回正，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二是房贷的早偿现象可能会较2022年有一定缓解。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将使今年个人住房贷款规模趋于增长。房地产开发贷款作为稳定房地产市场融资环境的“第一支箭”，2022年下半年已经开始逐渐发挥作用，预计2023年将对房地产企业提供更大的支持，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23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有望见底回稳，对GDP增长的贡献也有望由负转正。”雒佑表示，接下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满足购房者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方面或将进一步发力，在地产转型方面则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地产代建等新发展模式，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放。可以说地产投资已经迎来政策“应出尽出”阶段，2023年也会成为拉动国内投资的主要动力。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